新时代乡村振兴工作的思考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践发展取得较大成绩，但部分地区在乡村振兴具体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乡村建设主体流失严重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 只有人才能让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活起来。但目前，乡村建设主体流失现象严重。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大量乡村群众在城市利益的驱动以及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刺激下，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由乡村向城市聚集。从前封闭静止的乡村社会，如今渐次走向开放流动。随着乡村人口结构、空间结构、社会形态的剧烈变迁， 村庄共同体也逐步解体。一方面， 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动态减少的趋势，使乡村建设主体力量日益流失，加剧了乡村空心化，这种空巢背后预示着乡村社会发展的日渐衰落；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出现过密化并超过了其承载力， 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就业压力大、治安管理难度大等“城市综合征”问题也日益突出，城市“过密化”与乡村“过疏化”在同一历史场域下上演。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的根源归于城乡关系问题，认为是“失当的现代化推进过程”，使得农村人口“缺乏由城市回归乡村的桥梁”。也有学者认为乡村人口外流是乡村过密化溢出效应的体现。不可否认，乡村人口外流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负面的，但乡村人力资源流失，乡村人口结构性失衡， 确实给乡村振兴带来了一定困难。“乡村精英” 和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最直接影响的是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投入。通常情况下，留守乡村的多为老、弱、孕、残、幼等弱势群体，仅靠他们难以支撑乡村振兴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乡村陷入“流出的衰败”困境。因此，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有效留住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二）乡土文化逐渐式微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仅要在经济上振兴，而且要在文化上振兴，生产发展与乡风文明皆不可少，而乡村文化的逐渐式微无疑给该战略的实施构成了挑战。关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做了较为经典的概括：传统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维持乡土秩序的是道德、习俗、村庄舆论等组成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伦理。这种乡土社会是依靠家庭、家族、村落、亲情、乡情等人伦关系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社会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公认的价值伦理。这种包含宗族文化、乡规民约在内的价值伦理不仅规范和控制着乡村秩序，还使乡村群众找到了物质欲望之外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但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市场理性、城市文化等现代文明成为主流话语。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下，部分乡村群众的思想和观念突破了地域限制，变得日益开放，权利意识、自我观念等理性思想增强，但同时乡村群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也在逐步消解。特别是“特殊乡村事件”在媒体宣传和舆论渲染下，一些乡村特有的勤劳朴实、宽容大度等传统文化甚至被贴上了“愚昧”“落后”的标签，逐渐为部分群众所抛弃；而金钱至上、利己主义、功利至上等世俗文化不断在部分乡村蔓延扩散，以各种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传统道德出现了碎片化和边缘化发展态势，乡村文化价值体系面临解体， 乡村共同体的基础正在消解。现代化冲击下的乡村文化失落，使“无功德个人”自然生长起来。如何重塑乡村文化，构建适合乡村发展的“公序良俗”体系，在乡村建立一套共享的价值规范体系需要深思。
（三）预防返贫阻力大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问题取得了根本性好转， 实现了 “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0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虽然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依然是制约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对于部分边远落后的地区，实现深度脱贫，防止规模性返贫，仍然存在一些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阻力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振兴乡村经济和保护乡村生态之间的矛盾尖锐。深度贫困地区因原始自然环境恶劣以及人为开发的破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上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落后，容易导致生态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乡村群众增收难度大。较之以往，深度贫困地区的产业虽有所发展，但存在特色产业不突出、抗风险能力弱、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这使此区域群众收入发展缓慢；因循守旧、愚昧落后的乡村群众心态使贫困固化。 安贫乐道的幸福观、小农本位的生产观以及“等靠要，懒散慢”等生存伦理观使其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更要抓好群众的心理建设，促使其转变贫困思维。